在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大背景下，2019年以電子生產制造為典型的全球制造業遷移愈發明顯，憑借低關稅、低人工成本等優勢，不少人認為越南成為了此次轉移的下一個中心點。然而，這對越南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，對越南本土制造產業同樣帶去巨大的沖擊，而中國制造產業市場自有無可比擬的先天優勢。此次，小慕通過解讀這波電子制造產業轉移大潮，帶領大家看看中國制造在“智造”新時代下的新機遇。
全球電子產業的“新制造中心”？
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，就是一部全球產業轉移史。每一次全球產業大轉移，都會誕生一批重要制造業及外貿出口國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，美國將鋼鐵、紡織等傳統產業向日本、德國轉移，促使日本、德國經濟快速復蘇，日本制造、德國制造獲得發展先機。到了六七十年代，日美貿易摩擦加劇，日本、德國國內產業飽和，逐漸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韓國、中國臺灣、香港、新加坡“亞洲四小龍”轉移。到了八十年代之后，歐美國家、日本、韓國以及“亞洲四小龍”，把勞動密集型以及高耗能產業，向菲律賓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“亞洲四小虎”以及中國轉移。“亞洲四小虎”的發展被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終結，中國則成為這一次產業大轉移的最大獲益者，成就了“中國制造”。如今，這一雁行遷移的圖景繼續延伸，產業逐漸從中國轉移到越南，越南正力圖成為全球電子產業的新制造中心。
以三星電子為例來看，2018年三星進一步向越南的8家工廠和一個研發中心投資了173億美元，目前三星電子在越南的工廠的出口總額為540億美元（約合人民幣3399億元），占越南出口總收入的1/4左右。此外，在去年也有更多電子產業鏈將目光投向越南市場，據不完全統計： 5月，三星、奧林巴斯關閉各自的深圳工廠，遷往越南； 7月消息，微軟欲將諾基亞北京工廠遷往了河內； 9月，英特爾公告：越南新建的備份產線已經通過認證，2014年就有消息稱，全球80%的英特爾CPU將在越南生產； 10月，電聲行業龍頭企業歌爾聲學證實，計劃把AirPods產線移到越南； 同時，還有全球其他電子企業急急忙忙去越南預定了廠房……
而中國本土的電子企業，也不敢放緩產業線外移的腳步，積極在越南尋求開設工廠或購買越南企業的機會，旨在能夠生產出口到美國的商品。以富士康為例，2007年初，越南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(WTO)不久，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曾從深圳龍華工廠出發，乘車經廣西南寧到越南河內，親自考察一條300多公里長的跨國運輸路線。他要利用當時工資不到深圳1/3的越南，作為富士康下一個設備組裝制造基地，而零配件則從廣東、廣西的富士康廠區運來。富士康因此在越南北寧買下超過400公頃的大片土地，連未來上游供應鏈的用地都一并圈下。但世事難料，第二年，也就是2008年就發生全球金融海嘯，富士康越南設廠計劃只得停擺。事隔12年的今天，國際形勢的高度不確定性，為了規避電子產品高額的關稅，這條當年郭臺銘相中的電子業疏散路線，又重新熱門起來。
從一定程度上來說，越南確實從中美貿易摩擦導致的產業轉移潮中獲得了很多益處，但是這并不能說明投資者就不看好中國市場了，只是借助越南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來擴大在中國的業務。不可否認的是，越南的基礎設施和供應商這方面還有待提升，尤其是高技術精度的產品，對于越南來說想要成為下一個“世界工廠”，還是有著很大難度的。
挑戰從來都是與機遇并存的，相比較土地、人力等成本增加對資本吸引的不利因素，對逐漸擺脫密集型加工行業的中國來說，開始轉型往更加高端的制造業發展。現在的目光主要是集成電路、航空航天裝備這一類高科技領域，未來在電子半導體制造業上的發展會越來越突出，“中國制造”在全球仍然具有不可比擬的競爭優勢。
中國政府以巨大勇氣持續推進改革，充分發揮市場作用，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，大力推進簡政放權，在確保國家戰略安全的前提下推進各類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。在開放層面，中國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，通過《外商投資法》，大幅擴大外資市場準入，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，確保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合法權益，促進營商環境的法治化、國際化。在世界銀行公布的2019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，中國排名從78位大幅提高至46位，成為營商環境改善最快的經濟體之一。正因為如此，在全球直接投資連年下降的背景下，中國吸引外資逆勢上升，特斯拉、寶馬汽車、埃克森美孚等國際巨頭紛紛擴大在華投資，為“中國制造”投下了信任票。
